北格镇·高君义
　　高君义：有我后办公室的笑声多了一些
　　见到高君义，是在北格镇政府。当时是星期六，除了值班室，镇政府四下无人。高君义一个人从空荡荡的大院里迎出来，神情很高兴。自从前几个月有同学过来探望过他，已经很久没有外人来了，“大家都嫌远，聚会时都是我赶到太原去。”高君义说。
    镇政府是修建于1972年的一排平房，高君义就住在其中一间办公室中，老旧的办公室打扫得还算干净，有一台电视和一台电脑，靠近床的墙面上，裱糊了一些计划生育宣传画。“条件还可以，反正我也是农村出身。”高君义笑笑说。
　　高君义毕业于雁北师范学院，专业是声乐。父亲、母亲都是教师，由于太熟悉教师家庭的氛围，他对当教师一开始就有些排斥。大二时，看到当时大同市一名作曲家排练节目的场景，深有感触。感觉这种自由职业者的生活状态是自己非常向往的，于是，毕业后一定要有一份固定工作的想法就淡了。
　　大三时，高君义和同学组建了自己的乐队，自己借钱买乐器，然后排练，到学校外去“跑场子”，酒吧、歌厅、婚礼，只要有需求，高君义和他的这个乐队基本都能应付。半年后，所挣的钱已经还完了买乐器时的借款，几个同学开始憧憬着就用这样的生活状态去应付当下的就业难题。
　　说是这样说，可真到了毕业临近，乐队的人还是如鸟兽散，加入到浩浩荡荡的求职大军当中。高君义也没有例外，先是去太原，再到临汾，而后又回到大同，前前后后参加了三场招聘会，但每次都是失望而归。
　　临近毕业，看到了招聘村官的启事，心底那些浪漫主义的情绪又被激荡出来，想到的尽是1970年代知青下乡的景象，“不知道具体的内容，但是想到那些场景就很激动，觉得青年时代就是应该有那样一段时光。”
　　打电话给家里，父母不同意，两代人就这样僵持下来，但最终还是父母妥协。
　　按照原有的安排，高君义本来是应该在东浦村，这是当地有名的蔬菜种植村，太原市场中很大一部分蔬菜供应来自于这里。到东浦村报到的那天，高君义很是意外，这里远比自己想象中好得多。7岁之前，他也是在一个村子长大的，那是一个很遥远的记忆：一些老人聚集在村委会门口，晒着太阳。土坯房低矮，昏暗。只有到了秋收，人人才有兴高采烈的意思。
　　可在东浦村，过去的记忆早已对不上号，砖瓦房很整齐，路面也干净，村旁是蔬菜大棚，“已经是新农村了嘛，还要我们来干什么。”高君义当时想。只是到村委会，看见一个大大的拱门，上面还保留有红星，才让他找到一些知青下乡的感觉。
　　在东浦村干了一个星期，都是些填表盖章的事情。没多久，镇政府缺人，领导说，君义不行你就到镇里来帮帮忙吧，于是高君义又搬到了镇政府，一干就是5个多月。
　　工作并不复杂，但是有些烦琐，全镇18个村，数千张合作医疗表格，一式三份，每月3日之前，都要一个数字一个处方的核对，忙完了月前的报表，剩下的工作就是随时处理村民们交来的医药费报销手续。
　　开始的时候，高君义一口普通话，年纪大些的村民对这个陌生的后生总是有些距离感，走到门口也会怯怯地问，“某某在不在。”那是一个他们原来相熟的工作人员。日子久了，高君义倒也学会了地方话，交流不再困难，找他办事的人也多了起来。
　　镇里的副镇长见到有人来采访高君义，满口夸赞，“这孩子踏实，能吃苦，好好写写他。”问到高君义给镇里带来什么帮助没有，副镇长连声说“有，有？？镇上的合作医疗报表都是他负责。”
　　记者回头再去问高君义同样的问题，高君义想了想，说，“至少我来到这个镇里，办公室的笑声多了一些。”